中国需要一场“童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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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古有“不打不成才”式的强制读书，有死记硬背的正统教育。过去以“读经”为基础的“童子功”，发展到如今“小升初”的疯狂竞争，乃至幼小的孩子居然被要求用英文来背诵奥巴马的讲演。

　　应该说，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也有诸多早期教育的疯狂。但是，双方在教育哲学上有着深刻的分歧。中国早期教育的主流，仍然坚持着“以成人为中心”的知识传授的原则。西方则更强调“以孩子为中心”的自发、自动型教育。这一分歧的根本，在于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童年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发生。

　　在古代的斯巴达，所有新生儿都要被遗弃到野外，让弱者死去，活下来的则作为未来有竞争力的公民被捡回来，并且很快就离开父母进入集体的训练营地。这样的教育，是不折不扣地把孩子从一出生起就当作成人来看待，让他们服务于成人的目标。后来西方的精英教育，也经常是让孩子反复诵读拉丁文、希腊文的古代经典。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就曾说：儿童无可救药地被感性所束缚。一个新生儿不过是一堆本能反应之集合，所能做的不过是吃和哭而已。成人的优越感，由此可窥一斑。

　　但是，“童年革命”摧毁了这一成人优越论，也把早期教育从“以成人为中心”转化为“以孩子为中心”。

　　卢梭确立了“童年本位”的教育学说

　　“童年革命”乃是伴随着19世纪欧美工业革命的一场文化和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的土壤，首先是母亲地位的变化。在工业革命前夜，欧洲发达地区的城市工商阶层日益富裕。

　　其家庭主妇已经不必像传统农业社会的妇女那样从事繁重的生产和家务劳动。这不仅使她们能够更专心地养育儿女，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社交，由此塑造了母亲的崭新文化认同：母亲对婴幼儿的成长发育有着最强大的塑造力。

　　一个心智健康的儿童，不仅反映了其家庭的良好品性，也是对这一家庭前途的最好保障。早期教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欧美中产阶层中，精心养育孩子成为母亲的天然使命，并被卢梭(1712-1778)等哲学家所大力鼓吹，成为深入人心的主流意识。

　　卢梭的《爱弥尔》，无疑是“童年革命”的开山之作。他称这本书本是为善于思考的母亲写的，并哀叹“我们对儿童一点也不理解”，在教育儿童时只致力于研究成年人应该知道些什么，总是把小孩子当大人看，根本不考虑孩子的特点。这样，他就把童年和成年明确地区分开来，并确立了“童年本位”的教育学说。

　　所谓“童年本位”，是通过给孩子最大限度的自由来调动其自身的潜力，把他们从课堂中解放出来，追寻着内心的渴求，大胆任意地探求世界。老师的使命不是传播知识，而是帮助孩子们发现这种内心的渴求(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求知欲”)。所以卢梭说：“我们的第一位哲学老师就是自己的手脚和眼睛。”

　　童年是人类生命中神圣的时期。在此期间，孩子通过观察自然、运动肢体，获得对世界第一手的实证经验。这种实证的经验，恰恰是孩子心智生长的动力。书本则是邪恶的二手知识之集合，孩子在12岁前要从自然中学习，不应该读书。“凡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但到了人的手里，一切就都蜕化了。”可以说，现代西方“以孩子为中心”的基本教育观念，卢梭都论述到了。

　　裴斯泰洛齐的“实物授课”

　　不过，卢梭只是个哲学家，并没有把自己的理念落实到操作层面。真正开始在教育实践中应用他的原则的，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他在瑞士的伊弗东(Yverdon)创办实验学校，收纳包括孤儿和农民子弟在内的各类学生。

　　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自然教育：培育孩子们内在的学习冲动。当时欧洲的教育方法和现在中国的主流方式并无太大区别，都是老师无休止的满堂灌式授课外加学生背诵课文所组成，不好好读书的学生甚至要面临体罚的威胁。裴斯泰洛齐则彻底废止了这些，代之以“实物授课”(Anschau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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