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怎样当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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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从“开民智”、“养新民”的愿望出发，将教育视为中国起死回生的良药。他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教授之一，曾在时务学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执教。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他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回答说：“拿趣味做根底。”梁启超说自己做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在他信奉的词汇里，什么悲观，什么厌世，一概不存在。他曾坦言，自己所做的事，大都是失败，或者严格地说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然而总是可以一边失败，一边起灶，他不仅能从成功中获得乐趣，更能从失败中获得乐趣，因此总是活得有滋有味。
　　一
　　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妹妹。她比梁启超大四岁，生有三个子女长大成人：思顺、思成、思庄。他的第二位夫人王来喜，系李蕙仙带来的奴婢，1903年嫁为妾，生有六个子女长大成人：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他的九个子女，人人不凡，个个成才。
　　梁启超对儿女充满着深沉而强烈的父爱。他九个子女先后有七个曾到国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晚年，同时有五个子女求学海外。他非常想念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信，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从这些称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多么喜欢、疼爱自己的儿女们。
　　梁启超对海外儿女们的思念是出了名的。在这段时间，两代人以书信倾诉着彼此的苦和乐、悲和欢，他们互相惦念着、鼓励着。父亲对子女没有任何说教和指责，只有循循善诱，每封信中都充满了真挚的爱。这爱变成一种力量，注入了孩子们的生命，对他们未来成才大有助益。
　　1922年一次酒后，梁启超怀念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拿了一张纸写满“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为了培养孩子，他又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鼓励他们向上。在1925年的一封信中说：“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思顺离开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几年。”又写给思庄：“你想家极了，这本难怪，但日子过得极快，你看你三哥转眼已经回来了，再过三年你便成为一个学者回来，帮着爹爹工作，多快活呀！”
　　梁启超时常把自己写的条幅装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孩子们。他在给思庄的信中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1927年梁启超得肾病经常尿血，病中更加思念思顺。他在信中写道：“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
　　书信，传递了两代人之间的情谊。除了倾诉亲情以外，他们还谈论国家大事，讨论人生哲学。所以说，梁启超对待孩子们既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而又十分理智。作为一位近代教育大家，梁启超在子女教育上确实下了极大的功夫，对育子之道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二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注意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细微地掌握每人的特点，注意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并且反复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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