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家庭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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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学士宋濂专职教育太子外，专职教育诸王的儒臣最著者为李希颜。这位隐居乡里的宿儒很有点名望，明太祖便亲自致函，延请他做诸小王之师。大约是李希颜也将皇宫中的课堂当作了私塾，这个脾气古板的老儒对待不肯听从教诲的小王动手便打。据说一次某小王被打，太祖抚着儿子的头几乎发作起来。幸有马皇后出面，说师傅以圣人之道教诸王，是无可责怪的。李希颜教习诸王时间最长，直到他们大都陆续就藩后，才重归故里。而此后类似的宫廷教育依然在进行，诸王成年后，诸王之子又被送宫中读书。明成祖之子汉王朱高煦当年便是顽恶不肯认真就学的一个，太祖因此很不喜欢他。这种宫廷教育与家馆不同之处是教师的充足，这也是其无与伦比之处，朝廷中著名的儒臣都可以调来任教，而就学者除诸皇子皇孙外，功臣子弟亦入内府读书。除李希颜外，曾任教习的著名儒臣尚有多人。陶凯，字中立，临海人，洪武初，“授翰林应奉，教习大本堂，授楚王经”（《明史·陶凯传》）。詹同，字同文，初名书，婺源人。“时功臣子弟教习内府，诸博士治一经，不尽通贯。同学识淹博，讲《易》《春秋》最善。应教为文，才思泉涌，一时莫与并。”（《明史·詹同传》）

▲刘三吾

刘三吾，茶陵人。初名如孙，以字行。“二十三年授晋世子经，吏部侍郎侯庸劾其怠职。降国子博士，寻还职。”（《明史·刘三吾传》）许存仁，名元，金华人。其父许谦，有文名，“太祖素闻谦名，克金华，访得存仁，与语大悦，命傅诸子”（《明史·许存仁传》）。孔克仁，句容人。“洪武二年四月命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明史·孔克仁传》）太祖当时曾有一段名谕：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而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也？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辞章而已。（《典故纪闻》卷二）这段话其实点明了当时宫廷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诸王与诸功臣子弟读书之目的并不在于科举求仕，而是治国接班。这也是宫廷教育与社会公私教育的根本不同之处。

正因为如此，宫廷教育除去儒家学问之外，更加重视德行与修身教育。所谓“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和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讲说”（《明太祖实录》卷三一）。而在这方面，明太祖本人也充当了一名言传身教的老师。太祖对诸子的要求一向是极其明确而严格的。他特命内侍制成“麻屦行幐”（麻鞋和行囊），并且规定：凡出城稍远时，年长诸子必须“马行其二，步趋其一”，以使之不致因环境优越而产生骄惰之习。而此时年龄最长的太子朱标不过十二三岁。他还让人将古代的孝行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画，颁赐诸子，使之早晚览观。“富贵易骄，艰难易忍，久远易忘”，这三句话即为太祖教子之信条。（《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下）在这方面明太祖堪称一位严格教子的父亲，“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明太祖实录》卷八〇）。这实在是令人难忘的教育，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食一用，都要受到训诫。

▲明太祖（朱元璋）

这种宫廷中日常的家庭教育，成为太子诸王生活的主要内容。每逢太祖退朝还宫，诸子们会经常陪侍在旁，而太祖也不会放过这教子的机会，他指着宫中空地对诸子道：“此非不可起亭台馆榭，为游观之所，诚不忍重伤民力耳。昔商纣琼宫瑶室，天下怨之。汉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之费，当时国富民安。尔等常存儆戒。”（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开国规模》）同所有开国君主一样，太祖非常重视历史鉴戒的教育。他甚至亲自为太子诸王编写了两部教科书，一部是《昭鉴录》，一部是《祖训录》。《昭鉴录》中选录的全是汉唐以来藩王的善恶事例，《祖训录》是太祖平日的训言。按照规定，诸子不仅必须认真记诵书中的内容词句，而且必须将其抄写到王宫正殿东墙上，以便随时省览。这种教育要一直进行到诸子接近成年，前往凤阳中都锻炼之时，然后方可再往封藩之地。明初宫廷教育的另一特点是伴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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